原标题：民族学考研：法国与德国的民族志电影
法国与德国的民族志电影
在法国，同时代的让·鲁什，这位最为多产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和电影制作者，也走着另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战后，让·鲁什跟随麦克尔·葛里奥（marcel griaule）在巴黎索邦大学学习民族学，他也有尼日尔松海人（the songhay）的田野经验（之前及二战期间，他以工程师的身份来这里）。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04年去世，从巴黎的人类博物馆到西非的松海人和东戈人，让·鲁什持续不断地用电影和文字记录着他们的生活与仪式。与此前的电影相比较，这些电影和文本使用合作、参与的方式拍摄，有时也使用电影主角虚构化的方式拍摄。虽然，像麦克尔·葛里奥或杰梅因·迪特伦（germaine dieterlen）的文本解释是对让·鲁什电影的有效附加，但让·鲁什工作的本质以及称之为“真实”的电影制作是：电影及其叙述在内即是民族志本身，而不是与文字文本相辅相依。在多数情况下，让·鲁什与永不停歇的摄影机一起激发了他在镜头之前的行为，而并不是去假装做一个客观理性的观察者。他是第一个将摄影机从三脚架上取下并手持拍摄的人类学家。虽然二战时期的战地摄影师们先驱性地使用这种技术是有其必要性的，但正是让·鲁什看到了这种技术的潜力，也为他的电影带来的一种新鲜的即兴感。
让·鲁什是一位革命家、实验者，在他的早期电影中，他甚至为法庭辩论而做准备。他的电影激起的最大争议是1955年《疯狂的主人》（jean rouch.1954）的发行。早期的民族志电影围绕着部落和乡村社区，而让·鲁什拍摄的豪卡神灵崇拜打破了传统，而且这个仪式的参加者是在加纳阿卡拉大都市的松海移民。电影中的关键过程显示了仪式崇拜者易装成欧洲殖民主义的装束，他们口吐白沫，以狗血饮祭还大口嚼着狗肉，影片从而释放出极有震撼力的触媒效应。一些人谴责这部影片带有种族主义的暗示，而由于影片中敏锐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又受到其他人的赞扬。保罗·亨利对于这部影片的中肯评价不仅反映了这类电影的重要性，也对所有具有人类学价值的电影同等重要：一部好的民族志电影是通过其分析鼓励参与、激发反馈，但与此同时，通过大量丰富的细节使得相互的关联成为可能，这甚至可能连电影制作者本人也没有意识到。①
在他众多不同类型的影片中，让·鲁什所持的观点是：他正在制作的电影更多的是为了他的非洲对象和朋友还有他自己而拍摄，其次才是为了他的人类学家身份或是法国知识界。结果是，他非常乐于在事件过程中整合摄影机的影响力，创造并呈现他在摄影机之前合作参与的场景。
可以说，让·鲁什大部分工作的结果是诗意的真实，这在德国电影导演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自己所描述的社会与文化中是作为“狂热的真实”来理解。由于没有传统客观性的装腔作势，同时又强烈地否认此类事情的存在，赫尔佐格在他摄影机前的场景的个人阐释并不能与大多数德国人类学家与学术界的作品进行鲜明对比。在1950年至1980年期间，德国民族志电影的主要核心是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这里的电影虽然是简短的过程描述，而不像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制作的叙事电影，但电影仍被认为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的电影均配有文本和详尽的信息，一名最为多产的哥廷根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在解释他们的工作原则时说，“电影的本质应该是只包括与对象直接相关的事实，没有任何的装饰、感情的影响，或是其他剧情电影使用的手段。”②
四、澳大利亚的民族志电影
在同时期，澳大利亚的民族志电影具有风格迥异的特点和丰富的传统，在伊恩·邓禄普（ian dunlop）和罗杰·桑德尔（roger sandall）的带领下繁荣昌盛。而在此之前，由于有斯宾塞（spencer）与吉伦（gillen）在爱丽丝泉当地土著的先驱性拍摄工作，以及他们对户外土著社区的内部视角与研究兴趣，使得让·鲁什和美国电影制作者的影响很难触及到这里。
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伊恩·邓禄普拍摄的最伟大且最具影响力的早期电影，是他使用35mm摄影机以及无同期声设备在西部沙漠的土著游牧民族中拍摄的影片。邓恩禄想在最艰苦的地带及在未受到欧洲人污染的环境中记录下与世隔绝的游牧民的生活与仪式，其成果之一是19部《澳大利亚西部沙漠人》（ian dunlop.1969）以及《沙漠人》（ian dunlop.1966），这些电影尝试运用有限叙述的观察方式。
在此之后的1970年，邓恩普采纳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新方式，这就是电影拍摄主体的参与。它不应仅仅只是拍摄过程的参与，同时也是在拍摄过程中决定什么应该被拍摄时的参与，包括电影制作者本人在内，也应该成为最后成片的一部分。1970年，他告诉在阿恩海姆陆地（arnheim land）yirrkala村委会的雍古人(the yolngu)，“我们希望这部影片不仅仅只是我们制作的影片，而且还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制作的影片。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用这部影片 助我们，我们想请你们给我们建议——告诉我你们觉得应该拍摄的事情——因此，每个人都会感到这不仅仅是我们制作影片，而是我们一起在工作。”结果是他们在长达25年的合作中制作了22部电影。
将澳洲与美国民族志电影的发展相联结的是美国电影制作者及人类学家大卫·麦克杜格（david macdougall），同样在英国民族志电影的发展上，麦克杜格夫妇也有着重要影响。以其哈佛大学文学学士的背景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所受电影与民族学的训练，麦克杜格夫妇在乌干达游牧部落杰伊人（the jie）那儿拍摄电影，最终完成《与牛群一起生活》（david & judith macdougall.1977），这也是他们第一部主要的影片。影片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电影达到了拍摄者与对象之间的亲密程度，其方式是麦克杜格夫妇与杰伊人房东之间亲密的知识交流，以及麦克杜格所使用的，被他命名为“观察电影”的拍摄方式。这就是，大卫不间断地使用摄影机录像，茱迪斯则使用录音设备，如此这般地熟视无睹，以至于成为杰伊人生活的一部分，杰伊人最终忽视了摄影机的存在，而电影制作者能够抓住最本质且无结构的形象描述。
影片使用了同期声、字幕、大卫的个人旁白，以及黑屏上的真实信息，这让他们的电影成了一个独立的整体，也远远超越了同时代任何的电影制作者。他们能够让非洲之外的观众了解并认识到人物及其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在《与牛群一起生活》及其在肯尼亚土尔卡纳人拍摄的电影《婚礼上的骆驼》（david & judith macdougall.1977）、《罗伦的方式》（david & judith macdougall.1979）、《众妻之妻》（david & judith macdougall.1981）之后，便是夫妇二人多年来为澳大利亚土著研究机构拍摄的电影成果。在2000-2003年之间，他们离开了非洲与澳洲的传统民族志部落民族，去拍摄城市文化，制作了五部影片系列，这便是在印度一所男生寄宿学校拍摄的电影，著名的《杜恩学校系列》（david macdougall.2000）。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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