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傅傑丨《國學季刊》影印引言
《國學季刊》影印引言
傅 傑
一
一九二二年，北京大學研讨所國學門树立，除接收研讨生作專題研讨，陸續树立了考古學會、歌謡研讨會、風俗調查會、方言調查會、明清史料研讨會，最顯著的業績之一，是次年開始出书的《國學季刊》。
《國學季刊》創刊號封面，魯迅設計、蔡元培題字
《國學季刊》改自《北大月刊》，核心分子是原《月刊》主任編輯胡適。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六日胡適日記敘及：?臅r開學刊編輯部會議，抉择廢止《月刊》，另出四個季刊”，第一個就是《國學季刊》，“由我去聘请”，他覺得“此事確也罢”，只是擔心“不知能耐久否”。又廿一日日記：“下午開《國學季刊》編輯部會，他們仍要我做主任編輯。”他還記録了編輯人名單：胡適、沈兼士、錢玄同、周作人、馬幼漁、朱逖先、李守常、單不庵、劉叔雅、鄭奠、王伯祥（8月一日校長蔡元培向北大評議會第九次會議提交季刊編輯員議案，國學組成員添加了蔡元培與顧孟餘）。
胡適（1891.12.17—1962.2.24)
一九二三年一月《國學季刊》創刊號問世，内容包括馬衡《石鼓爲秦刻石考》、陳垣《火祆教入中國考》、鋼和泰《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沈兼士《國語問題之歷史的研讨》、朱希祖《齊梁舊史考》、顧頡剛《鄭樵著作考》、王國維《五代監本考》以及伯希和《迩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等。而最引人凝视的，則是卷首胡適執筆的《發刊誓词》。
在這之前就捲入了國故與新潮關係争議的胡適充滿热情，條分縷析，和盤托出了他對收拾國故的意見。他指陳清代學者的得失，“借鑒於先輩學者的成功與失敗，然後可以抉择我們現在和將來研讨國學的方針”，提出今日古學研讨，應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讨的範圍，用系統的收拾來部勒國學研讨的資料，用比較的研讨來幫助國學材料的收拾與解釋，並逐條做了舉例説明。他且主張“國學的使命是使我们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明史；國學的办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收拾悉数過去的文明的歷史。國學的意图是要做成中國文明史”——他抱负中的中國文明史包括了民族史、語言文字史、經濟史、政治史、國際交通史、思维學術史、宗教史、文藝史、風俗史、准则史等各個方面：
國學的系統的研讨，要以此爲歸宿。悉数國學的研讨，無論時代古今，無論問題巨细，都要朝着這一個大方向走。只需這個意图可以整統悉数材料；只需這個任務可以容納悉数尽力；只需這種眼光可以破除悉数門户领域。
回溯清代三百年的古學史，他認定前人的缺陷都可補救，“返觀現在古學研讨的趨勢，理解了世界學者供給我們參考比較的好機會，所以我們對於國學的出路，不但不抱悲觀，並且還抱無窮的樂觀”，而“國學出路的漆黑與光亮全赖我們尽力的方向對不對”。
這篇文字經過同人討論，胡適奉告寫得“頗費曲折，這是代表全體的，不由我安适説話，故筆下頗費协商。我做的文章之中，要算這篇最慢了”。而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8日這同一天，錢玄同和胡適都在日記裏留下了關於《誓词》的記録。錢玄同稱：“適之做了一篇北大《國學季刊》的《發刊誓词》，約一萬多字，他叫我看，我下午在家中看了一過，指出幾處缺陷，請他改正。”胡適稱：“晚上批改《季刊》序，此序給玄同看過，他有信來，指出幾點，故致使我的更動。”到了晚年口述自傳，憶及《發刊誓词》，胡適曾總結説：“這就是我們新國學的研讨大綱，也就是我們北大同人在各方面尽力和試驗的目標”。
《國學季刊》發刊誓词
二
《國學季刊》問世前後，胡適、沈兼士、錢玄平等編輯委員話題常圍繞於刊物，念兹在兹，殫精盡慮，付出了無數汗水。
例如一九二三年九月三十日研讨所國學門假城南龍樹寺抱冰堂召集懇請會，由國學門主任沈兼士作報告，在逐个介紹了編輯室、考古學研讨室、歌謡研讨會、風俗調查會、收拾檔案會作业後，沈氏借機發佈徵文廣告：
大學四種季刊中有《國學季刊》，亦由國學門辦理，編輯内容已有胡適之先生的發刊詞説明，已出三期，第三期有須特别製版鑄字者，故打印甚爲遲緩。近以清代學者戴震二百年的紀念，同人擬以第五期《國學季刊》作爲戴東原專號，現在在此向我们報告一聲，以代徵文的廣告。我看這個題目尚不算枯窘，戴氏所治學術方面極多，如小學、經學、算學、哲學、地舆、校勘……等，均可就其一門從事論述，此外或泛言其治學办法，或綜考皖學门户，或訂正段著《年譜》之疏失，用新办法再作一部戴氏年譜，均未嘗不可以。我们倘能多多投稿，不勝歡迎。
再如一九二三年二月九日，錢玄同致信國學門助教顧頡剛，
表揚他的《詩經》研讨，需求“先生的《詩》説，除登录《小説月報》中的以外，可要分些給北大的《國學季刊》”，因爲“很期望北大的《國學季刊》中多些‘離經叛道’、非聖無法之材料，以免它逐漸地遺老化！”。這封給《國學季刊》拉稿的信，幾乎稱得上是後來古史辨一系列相關文字的强心針與催化劑。顧氏《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記敘：“和他已經一年不相通問了，遽然讀過這一封爽快淋漓的長信，很使我的精力上得着一種興奮，我就抽出一個周日的整天功夫，寫了一通復書，除講《詩經》的作业之外，又把一年來所積的古史見解寫出了一個大约。想不到這一個概要就成了後來種種討論的骨幹。”正是在這封復信中，顧氏初度宣告了他後來震動史學界的觀念：“先生囑我爲《國學季刊》作文，我也久有這個意思。我想做的文字是：層累地构成的中國古史。”也正是這封復信的發表，引發了關於古史辨的剧烈論戰——儘管這封信不是登在《國學季刊》而是登在同樣由胡適編輯的《讀書雜誌》，但顧氏暢所欲言的興致卻是由錢氏的約稿信促發的。
沈兼士（1887.7.31—1947.8.2）
又如約王國維稿，則由馬衡、沈兼士、胡適、容庚等輪番上陣。據趙萬里《王静安先生年譜》：“初，歲在己未夏，北京大學文科擬聘先生爲教授，請先生友人鄞縣馬叔平（衡）先生爲介绍。先生卻之。庚申，又提前請，先生仍以不能北來爲辭。辛酉，北大研讨所國學門树立，函聘先生爲通讯導師，强之乃就。”王氏才剛鬆口，馬衡緊跟着就爲《國學季刊》約稿：
大學研讨所國學門承允擔任指導，同人聞之，不勝欣喜，聘書當於明後日寄呈也。研讨所現正編輯季刊四種，中有《國學季刊》《文藝季刊》（文學藝術皆屬之），擬徵求先生近著，别离登載。想先生近兩年來著作未刻者甚多，且多屬於此兩門範圍之内，務求多多賜教，以資建议，無任感禱！……又法國伯希和博士關於東方古言語學之著作，先生曾將譯稿付衡，本擬刊入《史學雜誌》中，該雜誌迄今未能出书，殊負盛意，今將刊入第一期《國學季刊》中，已由胡適之先生校勘一過，其间尚有疑問，特將原稿寄呈審定，並附適之原函，乞察核。
王國維（1877.12.3-1927.6.2）
這裏表達的不僅是他個人的意願——除了胡適“原函”，沈兼士也曾慫恿馬衡：“本校現正組織《國學季刊》，需賴静安先生指導之處正多。又研讨所國學門下學年擬懇静安先生提示一二題目，俾研讨生通讯請業……新《國學季刊》行將付印，静安先生如有近作賜登，不勝歡迎之至。”創刊號一併注销了王氏所著《五代監本考》與所譯《今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之後陸續注销《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序録》《韋莊的〈秦婦吟〉》。而王氏應沈兼士之請爲研讨所特擬的研讨題目，以?脱刑诸}目對學生作的答疑，也在《國學季刊》刊佈。胡適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七日亦就將出的戴震專號向王氏約稿：“頃聞先生論戴東原《水經注》一文已撰成，千萬乞賜與《國學季刊》登載。《季刊》这次出東原專號，意在爲公正的評判，不在一味諛揚。聞尊文頗譏彈東原，同人决不忌諱。本期有錢君一文論東原之天算，亦多指责其失。尊文如已寫定，乞即賜交敝寓，或送研讨所。”只是由於一九二三年四月王氏奉廢帝溥儀之旨，北上入直南書房，見次年年末北京大學考古學會發表的直斥清皇室破壞古跡的《保存大宫山古跡誓词》而盛怒，致函沈兼士與馬衡需求撤消研讨所國學門導師名義，同時中止排印“擬登大學《國學季刊》”的由胡適索去的《書戴校〈水經注〉後》與由容庚抄去的金石文跋尾，跟北大的關係由此劃上句號，後轉任了新树立的清華國學院導師。
有了來稿更須編校。在胡適、錢玄同的日記裏都留下了“開《國學季刊》稿件審查會”、“《國學季刊》編輯委員會開會，討論第二期的編輯事”之類的記録。甚至同期文章摆放順序，也經胡適親自拿捏。胡氏一九二三年四月四日日記：“《國學季刊》第一期，沈兼士諸君本擬以朱逖先的《蕭梁舊史考》排第一篇，我主張稍分類，以略多創作者列前，而朱作以僅考書目，故與顧頡剛《鄭樵著作考》並列後半。及第二期收稿時，朱稿來最後，故即排在《鄭樵著作考》之後。”
某些文稿的審校只需熟行才干勝任，於是我們可以看到沈兼士致陳垣信，奉告《摩尼教入中國考》“已編入《季刊》第二期”，而“其间有須與外國原文對照者”由胡適做了編輯加工。在第一卷第三號出刊前，胡適致函錢玄同：“半農的兩篇文字（《實驗四聲變化之一例》與《守温三十六字母摆放法之研讨》），請你校讀一遍，也交《季刊》發表。”不僅极力約稿校稿，身爲名教授大學者的編輯委員爲了保證《季刊》品質，甚至可以不厭其煩把來稿親自抄一遍。一九二三年二月五日錢玄同日記稱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的抄稿“校對標點，錯誤太多，且汪氏舉例之處幾乎每句都有羅馬字母拼成之字，偏偏抄了直行，校對直撇横撇討厭極了，於是發憤將它从头抄過，由我自个來抄”，當天“抄了一半光景”，次日“抄汪文未畢”——他們就是這樣兢兢業業地對待《國學季刊》編輯作业的。
钱玄同（1887.9.12—1939.1.17）
有這樣一流的作者與一流的編者，才干招引一流的讀者。對《國學季刊》，王國維自亦頗爲關注。他或向容庚催討：“閲報知大學《國學季刊》第三期已出书，而弟處没有收到，請告寄報處即送。”或向唐蘭推薦：“《式古堂書考》中所收孫愐《唐韻》初本，弟有《書後》一篇，近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索去登載，將來印出後可以奉遺。”胡適顯然也把第一期寄給了楊樹達，致使楊氏在一九二三年四月一日致胡氏函中得隴望蜀：“北大《國學季刊》第二期已出否？如出了仍乞一份，以便先讀爲快，至幸！”最匪夷所思的是一九二三年四月廿四日的錢玄同日記還留下了這樣的記録：“至北大買《國學季刊》第二期，携至中心公園，看完頡剛之《鄭樵著作考》，回舍看頡剛之《鄭樵傳》及適之之《科學的古史家崔述》。”北大规章明文規定：“凡編輯員，由本校贈閲各種季刊。”不知何以他要自購，但他刻不容缓到手即讀的熱切心境卻正好借此躍然紙上。
三
胡適等北大研讨所國學門的中心成員曾不止一次地流显露對當時其他同類刊物如《華國》《學衡》的不屑。這些刊物自有其特點與價值，但與《國學季刊》取向不一样，也無庸諱言其總體上的學術含金量缺乏與《國學季刊》比肩。大體説來，《國學季刊》中的多篇文章根柢融貫了胡適在《誓词》中倡導的治學精力與治學办法，一般善於使用新材料，採用新办法，開拓新領域，獲致新知識，既不抱殘守缺，又無妄言空論，代表了當時學術的發展方向，體現了當時學術的研讨水準。在法國學術大師伯希和眼裏够得上世界級高水準的兩位學者王國維與陳垣，都是《國學季刊》創辦之初的首要作者。余英時論及胡適早年所號召的要以“評判的態度”來研讨問題、輸入學理、收拾國故，指出“在所謂‘新文明運動’中最有長久價值的學術成績首要出於‘收拾國故’這個領域”——而《國學季刊》中的不少論文，都無愧是“最有長久價值的學術成績”。如王國維《五代監本考》之於版别學、胡適《校勘學办法論》之於校勘學、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之於經學史、沈兼士《“鬼”字初始意義之試探》之於訓詁學、魏建功《論〈切韻〉系的韻書》之於音韻學、孫楷第《唐代俗講之科範與體裁》之於敦煌學、湯用彤《竺道生與涅盤學》之於释教史、王維誠《老子化胡説考證》之於道教史、陳樂素《徐夢莘考》之於史學史、鄭天挺《杭世駿〈三國志補注〉與趙一清〈三國志補注〉》之於清代學術史，都堪稱各領域繞不開的經典。而影響最深遠者，或可以陳垣的《元西域人華化考》與汪榮寶的《歌戈魚虞模古讀考》爲代表。
陳垣（1880.11.12—1971.6.21）
史學大師陳垣本是研讨所國學門導師，又與胡適、沈兼士交游亲近。把中國學術研讨面向世界最高水準，是他們一起的心願。據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記載，胡氏一九五七年一月三日到会臺北“中心研讨院”團拜會，憶起二十年代“在北平缓沈兼士、陳援庵兩位談起將來漢學中心的当地，究竟是中國的北平，還是在日本的京都，還是在法國的巴黎”。而曾就學於研讨所國學門、後來成爲史學我们的鄭天挺在《回憶陳援庵先生四事》中追記，一九二一年研讨所國學門集會，“陳老説：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説巴黎如何，就是説西京（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陳氏連續發表於《國學季刊》的諸 不失爲這樣的發憤之作，而尤體大思精者允推《元西域人華化考》。其文既出，日本漢學權威桑原騭藏發表書評，讚歎陳氏的中外關係研讨“裨益吾人者甚多，氏之創作以《元也里可温教考》始，次如《國學季刊》所揭載之《火祆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兩篇，資料豐富，考據精確”；《元西域人華化考》尤“博引旁搜元人之文集、隨筆等悉数資料，徵引查核，其所揭之各題目，殆無遺憾”。陳文8萬餘言，《國學季刊》注销的是上篇，後以經費缺乏暫時停刊，四年後下篇在《燕京學報》發表。一九三五年陳寅恪爲其書作序，亦稱賞“是書之材料豐富，條理明辨，分析與綜合二者俱極見工力”，而“爲中外學人所推服”。他更由此針砭時風：
今日吾國治學之士競言古史，察其持論，間有類乎清季誇誕經學家之所爲者。先生是書之所發明，必可示以準繩，匡其趨向。然則是書之重刊流布，關係吾國學術風氣之轉移者至大，豈僅局於元代西域人華化一事而已哉！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上編），載《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
比生於一88〇年的陳垣還年長兩歲的汪榮寶早年留學日本，投身政治，不廢學術，既是闻名的交际官，又著有《法言義疏》這樣的傳世之作。他是中國現代政治史上不應忽視的人物，更是中國現代語言學史上不敢忽視的人物——後者的首要缘由，就是他在《國學季刊》發表了《歌戈魚虞模古讀考》。
《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號發表了也是國學門導師的闻名東方學家鋼和泰的《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用比較的办法，使用梵漢對音研讨漢語音韻。論文是跟鋼和泰學過梵文的胡適譯出的，胡氏在《發刊誓词》中特别说到過近時西洋學者如高本漢、鋼和泰“用梵文正本來對照漢文譯音的文字，很可以幫助我們处置古音上的許多困難問題”。受其文之影響，汪氏在梵漢對音外，又用日譯吴音與日譯漢音等材料來研讨音韻，發表了國内這第一篇用音標來擬測上古韻值的論文，並掀起了一場古音學大辯論。何九盈在《中國現代語言學史》中説：
一九二三年北大《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期發表了胡適翻譯的俄國漢學家鋼和泰寫的《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國人開始認識到梵漢對音資料在古音研讨方面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同年，該刊第一卷第二期就刊登了汪榮寶的《古讀考》，以日語中的“吴音”“漢音”及佛經譯音等資料考證古音……此文發表後，在語言學界致使了一場辯論。唐鉞的《歌戈魚虞模古讀管見》、錢玄同的《歌戈魚虞模古讀考附記》、林語堂的《讀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書後》、李思純的《讀汪榮寶君〈歌戈魚虞模古讀考〉書後》、洪瑞釗的《論魚虞模古讀侈音與汪先生書》附和或根柢上附和汪榮寶的意見。持反對意見的有章炳麟、徐震等人，前者寫了《與汪旭初論阿字長短音書》，後者寫了《歌戈魚虞模古讀考質疑》，一九二五年汪榮寶又發表《論阿字長短音答章太炎》。
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載《國學季刊》第二卷第二號
趙金銘在爲《中國現代語言學家》所撰的《汪榮寶》篇中説：
汪榮寶這篇文章的發表，震動了傳統的漢語古音研讨，使漢語音韻學研讨的容颜爲之一新。它與過去的研讨比较，有許多不一样之處。從研讨的意图上看，它不再繼續劃分韻部，而是爲了給清代和近代學者們已經分出的韻部擬測具體的音值；從研讨所用的材料上看，它已經擺脱了漢字的束縛，而首要着眼於漢語和外語的對音和譯音；從研讨办法看，不是傳統的聲訓考證，而是着眼於譯音的對勘，特别是梵漢對勘，文中説：“華梵對勘，尤考訂古音之無上法門。”這些不一样於傳統音韻學研讨之處，爲漢語音韻學的研讨開闢了新的途徑，致使了人們廣泛的留心。
這種“廣泛的留心”持續至今已近百年，其間衆多音韻學作品，都不能略過汪氏的名文及其學説，前期如王力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寫就的名著《中國音韻學》；近期如在臺灣作爲“部編大學叢書”被不斷翻印、廣泛採用的竺家寧的《聲韻學》，在上古韻值的擬測中列了六家：汪榮寶、高本漢、董同龢、王力、李方桂、周法高——這後五位中外學者都是各有專著、聲名顯赫的漢語音韻學大師，只需汪氏是僅憑這篇《國學季刊》的論文開風氣之先而名列前茅的。即此既可知汪文的影響，亦正可知《國學季刊》的價值。
四
上世紀末陳平原撰《北大傳統：另一種闡釋》，撫今追昔，仗义执言：
九十年代的中國學界，有兩件值得關注的雅事：一是清華大談國學研讨院和四大導師，一是北大树立中國傳統文明研讨中心並出书《國學研讨》。這兩件事，與蔡元培當年創辦研讨所國學門大有關係，可即就是北大校方的宣傳材料，也都不曾提及此中因緣。更令人費解的是，清楚着力於“中國傳統文明研讨”，放出名正言順的“研讨所國學門”不説，反而“高攀”以傳播西學見長的《新青年》。對於並非校史專家的論者來説，出現上述误差，其實缺乏爲怪，只是説明曾經名聞遐邇的北大研讨所國學門，已經在以政治運動爲主線的敘述中，日漸被世人所淡忘。
我們可以順着陳氏的話説，北大中國傳統文明研讨中心應該接續的是北大研讨所國學門的傳統；而《國學研讨》應該接續的是《國學季刊》的傳統。無論是北大研讨所國學門還是《國學季刊》，在中國現代學術史都留下了不可以磨滅的一頁，都是不應被世人淡忘的。
《國學季刊》自《發刊誓词》到多篇論文，曾被反復徵引，並被收入各家文集與文選，但全套《國學季刊》從未影印再版，而收齊各期的圖書館也已不可以多得。上海書店出书社經多方尽力，搜齊《季刊》重加影印，給學者供给了史无前例的便利，值得我們特别感謝。
二○二一年头夏於杭州西溪
国学季刊（全12册）
上海书店出书社
开本：16开精装
出书日期：2021年7月
isbn:978-7-5458-2041-6/z·89
谢谢上海书店出书社杨何林教师供稿！回来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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