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英文（叙说人：孙玫，南京大学中文系1977级）
1997年我还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6月，飞往台北参加中研院文哲所举办的明清戏曲世界研讨会。那是我初度来台湾。会后一位台湾专家猎奇我为何是中文系身世，却在之前有好几篇英文论文宣告？问我是不是大陆的中文系特别注重英文教育？
特别注重英文教育？！我忍俊不由。一时刻竟不知该如何才干向她阐理解咱们这一代人当年学英文的那些奇事……
1968年秋，大学总算复课了。大学改称“连”，班级改称“排”，小组则改称“班”。
其时也有英语课，也学26个字母，只是每次协作课文教上几个字母，等教完之后再同时汇总。一天教到了u、v、w，俄然，班上的一捣蛋分子大声喊了起来：“咦～喂～打我喽”，同学们听了哈哈大笑，教师则是哭笑不得，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天底下就有这样的奇才，读起书来连半窍都不通，但搞怪却是才调横溢。某天，教师教到了saturday(星期六)这词，这家伙的构思又来了，大喊道：“杀头的！”(扬州话没有翘舌音，“杀”又是入声字，时刻短急保藏，因而“杀头的”发音和saturday非常类似)这一下，班上又是一阵捧腹大笑……
又过了一阵子，北方边境有情况，全国深挖洞预备交兵，教育也要协作战备。英文课上，教师就改教咱们军事用语：不许动！举起手来！缴枪不杀！如此。二十多年后，我在夏威夷大学读博。一次和美国同学闲谈，说到了这事。老美闻之，哈哈大笑，言道，假定他们真的打进了我国，能听懂你们的英文？！他们说的不是英语耶……
1977年恢复高考。所幸，那年不考外语，否则真不知有多少当今的国之栋梁(鄙人在外)彼时会被挡在了大学门外。
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后的初度英文课，了解查验，我得了5分——只能写出26个字母。而班上有些同学的英文则非常棒，成果可以免修。当年教咱们的英文教师来自公共英语教研室。她告诉咱们她正本的专业是俄文，英文是她的二外。彼时根柢没有啥电化教育设备之类，有的是每天学校的高音大喇叭，播映《英语900句》。不管春夏秋冬，也不管刮风下雨，总有一拨又一拨的年青大学生站在室外跟着大喇叭一句一句地念英文。
其时的英文课是四十多人的大班。讲义用的是南大在“文革”结束前自编的公共英语教材。还有几本油印的弥补教材，其间有英文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说话》《列宁在伦敦》，等等。
当年，我可以说对错常、非常注重学习英文，每天都要从非常宝贵的学习时刻里优先挤出两三个小时去服侍/捣鼓它。并非是想出国！那会儿就是做梦也梦不到后来自个能有机缘先到英国后到美国去学习。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只需很少量的公费生出国留学——绝大大都是学理工的，至于文科生根柢上都是外语专业的。关于我这样一名普一般通的中文系学生而言，出国留学就像是登天上月亮，连想都不必去想。
那时我之所以尽力学习英文，其实也就是想考研讨生。考研要考两门公共课，一是政治，二是外语。学外语必需要花水磨的功夫，长流水，不断线，耐久战。后来，大四时考研，同班同学中还真有人就因为英文差了两分而没能考上程千帆先生的研讨生。程先生都为之叹气。不过，这位仁兄虽未能进入学界，但早已是风生水起。
尽管并不是想出国，其时我却非常留心自个朗读英文的发音。因为我从大一的《言语学概论》课中得到形象：语音是言语的基础，语音禁绝会给学习外语构成妨碍。此外，也得益于自个的一点领会。咱们宿舍有一位同学读英文就有很重的乡音，这阻止了他回想单词。为此，他很烦恼；而我也就具体地感知到，发音禁绝，是晦气于回想英文单词的。
功夫不负苦心人，考研时，英文总算没有拖我的后腿；可是，初到北京时，我仍是个不能开口说英文的“哑巴”。如何才干够开口呢？在我国艺术研讨院读研，我的专业是戏曲扮演导演前史及理论，这就需要常常到剧场去观摩各种表演。看京剧不时会看到一些老外。那种一来一大 子的大都是旅行社组织的参观客，他们常常是不看完，到了中场歇息就抽签(走人)。可是也有一些散兵浪人的老外，这种人看戏就并非只瞧个热烈，他们歇息时还会到台口去漫步、东看西瞧。看到这种情况，我便主动上前搭
讪，逮到机缘，便把事前用英文背下来的戏曲常识、剧情梗概之类，一股脑倒给他/她。对方也晓得我是想练英文，但不恶感，因为他/她对我所说的内容多少仍是有些快乐喜爱的。所以，愣是靠着这种厚脸皮，“哑巴”才开口说了话，铁树开花(1970年代中期有一首歌曲，歌唱针灸疗法使得聋哑人开口说话，“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哈。
到了1980年代中期，变革翻开的气势现已超出一般人的愿望，出国留学大潮也随之汹涌而起。1986年冬，我获得当选第一届中英友爱奖学金造访专家的机缘，依照规则到成都参加英语集训，然后就地参加雅思考试(之前只晓得托福)。尽管是强化练习，但师资、教材和教法都不敢恭维。考试在即，一个个压力山大。我们常常被形形色色的多重选择题搞得晕头转向，苦不堪言。
某日，仿照考试结束，聚在一同闲谈。有人感叹，啥时分咱们我国也兴隆了，老外们都争着来我国留学，都要学中文，让他们尝尝具有我国特征的多重选择题！
苦中作乐，说笑之间，一位先出了一题。尽管是学理工的，但唐诗的根柢还真不错﹕
欲穷千里目，更上 ____ 楼。
(a) 一层(b) 二层(c) 三层 (d) n层
另一位当即跟进，也是学理工的﹕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 ____。 。
(a) 亲人(b) 情人(c) 友人 (d) 故人
再一位随口接道﹕“那法国来的留学生﹐十有8九会选(b)。”世人畅怀大笑……（孙玫，江苏扬州人。少年时曾习京剧。夏威夷大学戏曲学博士，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等任教。）
学日语（叙说人：黄仕忠，杭州大学中文系1978级）
1978年入大学不久，外语分班，有英语查验，分出快、慢班。但这与我无关，因为我选了日语。
我在1972年上的大学。大学时教师也教过英语，但只上了一两节课，就停了。大学时再没学。也没有教汉语拼音，但26个字母却是认全了的。那时许多人以“26个字母也认不全”为豪。
我大学在新山学校，其时是“浙江省教育改造 单位”，有许多人远道而来，赏识取经。其间有从省会下放来的大常识分子。比我低一大学的郭润涛，就在那时见过杭州大学的姜亮夫先生，是悄然去看的，“我记住他穿戴大衣，戴着眼镜，镜片像墨水瓶底相同，一向坐在新祠堂的大厅上写东西。”新山学校是郭姓为主的新山大队办的，润涛是本村人，才有这样的机缘，令我好生仰慕。但这样的“ 单位”，也只教了一节课英语，就没了。后来在“白米湾五七大学”读大学，半农半读，多半时刻是采茶叶、护茶山，没开英语课。其时的说法，非常振振有词：我是我国人，何须学外文？不学abc，照做我国人！
1977年恢复高考，不考英语；1978年加了英语，但只作参阅，不计总分。我参加了考试，想着横竖就是勾勾画画，总不能交白卷吧。成果我得了五分，看，这不仍是有基础的嘛。
不过要在大学里进英语班，不免心虚。所以毫不犹疑报了日语班。没想到，正是这选择，让我之后的肄业路途非常顺畅。
其实也是细心思考过的：学英语没啥用，英美是“敌国”，不可以能去的，也不会与老外触摸；传闻日自己对我国研讨很深，有许多书，将来或许有机缘读；口语是不必要的，太浪费时刻，能阅览就可以了。——这也代表了其时一名一般大学生所能具有的视界。
日语班是小班，大约二十人，年纪相差很大。何一枫、金树良等是老三届，学过俄语，是重头再学。大大都人日语都是零基础。教师姓何，是杭大俄语专业身世，一向教公共外语，因为撤消了俄语课，才改教日语；日语原是她读大学时的副修课。
咱们用的是这本教材。
其时没有标准教材，用的是“上海市业余外语播送讲座”版《日语》。日语里有许多汉词，一看就知道，读音也像是从我国南边音变曩昔的，听起来与浙江东阳人话差不多，难怪叫做“东阳（洋）鬼子”。
尽管都是从零初步，但几节课下来，间隔就摆开了。老迈哥们年纪在二十五岁到三十二岁，咱们这 小毛头，则是十六岁到十8岁，我们跟着读两遍，就都记住了，但咱们到第二课及第n课也还记住清理解楚，老迈哥们则记了又忘。何教师为人很温文，尽量平衡照看大同学，小同学们就越发轻松了。
播送教材太简略，我得给自个加码。课文就在上课时搞掂，平常则读另外。那时没有日语教材可买，即便有，大多只编出第一册，——这仍是因为七七年恢复高考，为合适新局势而组织编写的，我就把校图书馆能查到的都借来读过。记住有一种理科版，天津出的，有许多理工科专业术语，我就只读课文，专业词汇就跳曩昔算了。这些教材有一个特征，内容都是讲我国的，要么是我国人写的文章，要么是日自己写我国的作业，如同是为到我国来的日自己当翻译之用，并无为去日今日子而学的意思。文中搀杂许多中文译词，索然寡味，读着还拗口，记仍是不记，常让人为难。
那时测验过许多单词回想办法。比照常用的一种，是每天睡前记十几二十个单词，记过之后，躺倒便睡。早上醒来，先回想一遍。但凡能回想起来的，就根柢上记住了。也不多背，此后首要凭仗许多的课文阅览，但凡再次呈现并能回想起意思的单词，经过两次复验，加深回想，就能真实掌控了。后来读心思学作品，发现这契合心思回想的原理，所以研讨生时仍持续运用，如同历来没觉得记单词是一件难事。
我也买了这本书。
主动加码后，日语课变得愈加简略，发展太慢，听得让人直想睡觉。但班上人少，何教师在讲课中提出疑问时，又常常先看我的反应，我也不能真的睡觉，所以学樊诗序同学用左手写字。
很快，一切日语教材我都翻遍了，就去找日语系本科生的教材。那时“新日本语”教材只出书了前两册，三、四册只需油印本，但比图书馆的那些许多了。稍后，则有一些日汉对照的小册子出书，我买过一册《两分铜币》（黑岛传治著，吴俗夫注释，上海译文出书社，1979年3月）。
1979年，杭州大学中文系同学与日正本华学生稻畑耕一郎。稻畑拱着手，像个小炉匠。作者黄仕忠在后排右二。
大约1979年的冬天，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稻畑耕一郎到杭大造访学习，有一天，一班的同学把他约来宿舍碰头，二班就只需我去了。记住我们议论纷纷地问了他许多疑问。有人问他会不会开轿车，他说不会，而且他穿的是一双布鞋，一副骚人容貌，大约并不能跟上日本年青人的潮流。20多年后，咱们在早稻田再会面时，他现已是头发花白了。
三大学时，见到七七级同学在温习考研讨生，我像是遽然开窍，对呀，我也是可以考研讨生的啊！分析一下“局势”：专业课不难，难的是外语和政治。英语全国共同出题，传闻极难；日语是小语种，各校自个出题，相对简略。政治课嘛，每堂课都细心听讲，考个及格应当没疑问。这么一策画，颇有胜算。
成果公然如此，我顺畅考上了，而且总分很高，因为日语考了89分！那时为照看古代汉语与古代文学考生，外语降到45分，仍是有人上不了线。我选学日语，只考书面考试，真是小菜一碟。后来考博，升职称，外语也不需操心，可谓占尽廉价。
读研讨生之后，何教师持续教咱们日语。我变成她的“满足学生”之一。之后又换成朝鲜族的李教师，他的日语口语很地道，让我的日语听力有较大的前进。
但其时并不会想到，我后来竟然有了去日本的机缘！2001年4月到2002年3月，我赴日访学，得以遍访日本各公私图书馆，查询、著录日本所藏我国戏曲文献。后来又多次访日，编成《日藏我国戏曲文献综录》，其间满足之处，是以往多见日本专家为我国所藏文献编目，我却是为日本所藏文献编了目录。这些都是后话了。（黄仕忠，浙江诸暨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国古文献研讨所所长。）